《苗乡新曲》创作感言

《苗乡新曲》以苗族妇女纺线、织布、刺绣的劳动场景为主题，以写实技法进行人物形象、人物活动状态和画面情节构成的表现，以期从这样的主题表现中生发出对苗族地区劳动妇女手工艺劳作与乡土文化、地域民族认同、工艺审美内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入思考。

对苗族妇女劳动场景的表现，可以说是我水墨人物画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为女性在劳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性形象之美、心灵之美，更是因为他们作为苗族妇女在主要从事的与手工艺相关劳作内容方面所建构起的与乡土文化、地域情感、民族认同、传统文化工艺承续与表现相关的朴素而坚定的主体精神内涵。所以，对《苗乡新曲》的创作，我重点选取了正在纺线、织布、刺绣的苗族妇女形象。在以前，妇女从事的纺线、织布、刺绣等手工劳作，是为了生活，是艰难谋生中适合女性的主要工作类型。而现在，纺线、织布、刺绣这些工作已经成为珍贵而纯粹的手工技艺，不但早已成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连接地域传统文化、地域工艺美术审美和地域传统技艺的重要艺术门类。

在此基础上，在这幅作品的具体画面表现中，我主要有四点思考和探索。

其一，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以老中青三代的同时存在并同处一个时空叙事关系中，来隐喻苗族服饰制作的手工艺在这片土地之上不间断的承续连接关系。画面左侧位置是一位正面朝向观众、正在纺线的老者。她头发已花白，但是仍然散发出矍铄的精神状态。从左侧老者开始顺时针走向，其后的织布、刺绣工艺则有序形成，最后，视线的中心和画面的重心放在了右侧正在晾晒、刺绣的人物之上。将她们置于这一组劳作关系的核心位置，目的是为了凸显纺线、织布、刺绣这一连贯有致的手工技艺在苗族、在湘西这片土地之上有序传承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在这一有序表现的过程中，也建立起了从老者逐渐向年轻女性、从纺线到最后的刺绣过渡的表现逻辑。尤其是为正在织布的年轻女性身后增加一位指导观察纺布操作的老者，使得这种有序的传承关系更加明确和生动，也使苗族服饰制作过程中所蕴含的民族情感、乡土文化和承续关系得以有序建立。

其二，在时空叙事关系的营造方面，以人物均在劳作的忙碌姿态建构画面的时空叙事关系。人物或抬手扯线，或低头关注布面的经纬线，或整理晾晒染织好的纺布，更或是细腻的进行刺绣，这些人物在各自的动作之间生发出鲜活的生命力，画面因这些动作的存在而产生了流动的时空构成关系。

其三，在构图表现和色彩处理方面，可以说，构图和色彩在该作品的创作中实现了一种有机融合。画面整体以斜三角的构图串联起纺线、织布和刺绣的人物动态形象。在这种构图方式中，色彩对结构关系的营造起到了重要的表现作用，如对稳固的三角形态两侧的人物形象使用重笔重色进行突出强化，而对延展到三角形态顶端的人物形象进行淡墨淡笔的勾勒，整体带来一种底部稳定坚固而顶部轻盈飘逸的视觉表现性。同时，作为背景内容存在的成片的淡青色布料，更建构起一种块面组合之间的构成效果，与前景中的人物形象之间形成一种面与点的呼应关系。而这种呼应关系，恰恰还存在于人物衣服的块面晕染与点缀其间的帽子、布料上的色彩纹样之间，以此建构起一种和谐有序而相生相伴的构图和色彩关系。

其四，在背景处理方面，因没有对画面空间进行较大透视关系的塑造，所以远处也仅是墨色涂抹出的建筑形态，画面的主体构成均在眼前的近景部分。如此，就得以强化作为画面背景空间构成中的元素和内容，即以正在晾晒的布匹作为一种背景关系，且在布匹上着重刻画传统服饰纹样和图案，形成一种背景元素与前景手工技艺之间的共生关系，也由此建构起苗族服饰、手工技艺所承载的审美内涵和文化价值。

如此，整体形成一种裹挟乡土记忆的情感表达，形成一种从画面主体内容构成到创作动机层面的民族认同、乡土情感和文化追忆。